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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应该知道，相比起农村的居住形式，城市化是更加集约化的土地利用形式，好比说，在北京，一个望京小区的弹丸之地，足以容纳30万居民。另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字，全国城市用地现在大概是5600万亩，相当于全国国土面积的0.3%；相比之下，农民占2.6亿亩，为城市现在所占用土地的5倍（注①）。显然，如果城市化将7亿农民都转移出来的话，那么全国只要用1%土地就能解决全部人口的居住问题，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土地会日益紧张而不是乐观地相信大量的土地将会被释放出来呢？
5倍于城市建设用地的村庄建设用地，是中华民族在城市化中宝贵的生存空间，也是一笔在城市化中有着巨大升值空间的财产。在国家城市化造成种种矛盾而难以为继时，在中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时候，首先是“放活”，就是还农民以农村建设用地的财产权。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所做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从土地资源条件看，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保持在5000万吨，国内耕地的单产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水平，则在目前的18亿亩耕地资源中，国家还可以拿出1.5亿亩来转移到非农产业发展，平均到25年中每年约600万亩，这比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耕地转移规模还要高，也比过去几年的用地高峰还要高，因此土地供应其实是有一定保障的。
综上所述，我们非常清楚，政府最需要考虑更多的是土地的使用有没有效率，其效率是否越来越提高，而不要限定土地的使用途径。
政府要叫停“小产权房”的另一个善良初衷也许是害怕城市居民“乘机”抢了农民的土地，致使农民流离失所，最终引发社会动乱。对于这一点，不仅权力精英有此担心，就是知识精英中，也有不少有此担心的，有人甚至认为土地的自由交易导致过度土地集中于某些“大地主”是导致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因此要避免历史的悲剧，就要保持“公有土地所有制”形态。
然而，这又是一个“流行谬误”，是对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无知。历史学家秦晖早已证明，历史上农民与农民，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民间性、市场性交易从未导致土地的过分集中，也不是农民起义的根源。事实上，是因为“政权（权力）”不尊重农民的土地产权，权力介入到土地交易，权力掠夺土地，才导致土地的过分集中，农民流离失所，最终才导致农民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的。
经济增长快是好事，但如果大家离美好生活的目标越来越远，那就证明我们的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而根子正在于土地上。如果大家离美好生活越来越遥远，那么所谓中国崛起就不是建立在民众福利的基础上，这种崛起就仍然是传统的国家层面上的崛起，而不是现代社会公众福利意义上的崛起，其成效将有如在沙滩上建大楼。
所幸之处，中国政府具有海纳百川、从谏如流的胸怀。从“5·30”之后更谨慎地出招可以看出，更从搁置港股直通车的开明之举可以看出。午夜时分，笔者仰望星空，唯愿这一次政府也能改弦更辙，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注①）据2004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显示，到2004年10月31日，全国城镇建设用地0．51亿亩，村庄建设用地2．48亿亩，同样显示出城乡人均建设用地相差悬殊。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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