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在昆召开，专家呼吁要像保护字画一样保护近代建筑
2008年7月24日至7月26日，为期三天的“2008年中国近代建筑史国际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以及韩国、日本等百余位知名建筑专家学者齐聚昆明，共议中国近代建筑发掘与保护的现实意义。
据悉，本届近代建筑研讨会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中国建筑学会史学分会、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联合主办。这也是成立20余年的中国近代建筑国际联合研究所首次将这样国际级的近代建筑史研讨会选择在昆明举行。
近代建筑变得时尚起来了
与会专家中，来自日本的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教授藤森照信潜心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已经数十余年，藤森照信的学生——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教授村松伸也在中国近代建筑领域潜心研究20余年。他认为，近代建筑的研究看起来似乎枯燥无味，没什么看头，但是就是这些看起来枯燥无味的研究成果，却能够改变社会。因为近代建筑史学可以升华到“空间文化资源再生”的境界，具备了改变社会深层核心之处的巨大力量。
村松伸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开始急剧地向市场经济转变。近代建筑变得通俗化以及品牌化，已被一般人所接受，它开始抛开思想上的束缚，变成了有意思、时髦的和有气质的建筑。现在这种倾向已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上海，近代建筑俨然成了高级品牌，比如在外滩，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很多建筑遗留至今，现在已是国家文物，还有传言说要申报世界遗产。而最近很多欧洲的高级品牌已纷纷进驻到这些建筑里。近代建筑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均在这里有了很好的体现。
与会很多专家表示，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多国接壤，由此形成了多元性、丰富性、民族性、地方性建筑文化。在近代历史中，西方文化多方位输导，特别是随着滇越铁路的建成，以及抗战时期特殊的区位等，本土文化思想与建设均有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近代建筑体系。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城市，其现存的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大都属于这一时期，典型的如胜利堂、讲武堂、南屏电影院、唐继尧幕、西园别墅等等，类型多而数量大，是昆明城市历史文化的积淀与结晶，也是昆明城市文化最有力的表现。同时，这些历史建筑也是当前城市更新发展建设中所直接面对的历史，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与会专家众多的研究议题也显示出，目前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还有很多的争议性。
重大建筑城规学院的杨嵩林教授以“重庆红岩村保护的坎坷之路”表明中国近代建筑的保护现状不容乐观。他说，极具历史价值的红岩村革命纪念地面积曾达300多亩。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曾出现各种中小工厂来此觅址建厂，红岩烈士墓也曾搬迁，还出现了既占据了红岩村的土地、又对游人造成危险的铁路。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红岩村的保护面积确定为250亩。杨教授认为，如果说20世纪还只是挤占土地，因建筑低矮，总体环境并无大碍，到2007年有开发商在红岩村景观控制范围内，盖起了高层建筑，完全改变了红岩村环境的历史氛围。甚至在红岩村南方局办公楼侧面的山上出现了摩天大厦。这些有碍文物保护的建筑都还“三证”齐备，而文物局和博物馆却一无所知。而重庆歌乐山上的革命烈士陵园、渣滓洞、白公馆等，也在“开发”的名义下不断异化与流失。而当年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从曾经占地4平方公里缩减到现在的1.4平方公里，许多现实都令人担忧。
而对于近代建筑保护的技术与方法也在不断探讨中。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蒋高宸介绍，近代建筑是一部真正的史书，浓缩了许多人文历史在里面。破坏性的保护等同于老建筑拆毁重建，毫无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他以欧洲近代建筑的保护举例介绍，如果建筑出现需要重新更换建筑材料的保护维修，那么建筑材料与原来的材料一定有明显的区分，让大众一眼就看出两者的区别。而中国很多近代建筑简直是模仿性完全替代，等同的颜色、等同的尺寸，这会让后人无法区分哪些是旧迹，哪些是新痕。这些都是近代建筑保护的有关部门应该注意的地方。
与会国内外专家也对清华大学科学馆的部分保护措施提出质疑，譬如清华大学科学馆本是木制结构的房子，但是在保护中，有关部门为了加强原建筑的抗震性，竟然在原来室内的主体结构中加了钢混结构的加固梁，这种方式的保护非常值得质疑。
|
